我出生时因早产七周而导致脑部缺氧，造成了先天弱视。考驾照？——想也别想；骑自行车？在乡下也许行得通，但 在我生活的波茨坦绝对不行，太危险。再加上我还有轻度的肌痉挛，这样说来我就是一个残疾人了？
《德国社会保障法》给出的答案很明确，该法第4卷第1条第1款规定：“残障人是指在身体、心理、精神或感官方面遭 受创伤，且此创伤与基于观念及环境的障碍相互影响，导致其无法平等参与社会长达六个月以上者”——那就对了，就 我个人情况来说，身体和感官方面的损伤同时存在，并且远不止六个月，而是一向如此。

问题不在于概念本身

所以我是一位残疾人，甚至是双重残疾。我并不认为这些概念本身有多么糟糕，因为我的残疾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医学 事实，我从不觉得需要用别的什么名词，比如说“损伤”之类，来取代这些定义。但尽管如此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却依旧 比以往更加谨慎。
我是一个持有政府签发的重度残疾人证的“重度残疾”人，这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我并不像残障人权益活动家 汉娜·吉斯拜厄（Hannah Kiesbye）那样期望拥有“正常重度残疾人证”。在她的倡议下，残障人已经可以在多个社会保 障部门申领这一证件，它其实是个塑料封套，上面印有“正常重度”字样，遮盖了残疾人证上原本标注的“重度残疾”几个 字。对一些人来说这很重要，目前政府部门已经发放了上千张这种形式的残疾人证，而且吉斯拜厄的倡议还引发了联 邦议会的一场讨论——但我不并没有参加。

图：对一些人来说她的倡议至关重要，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可有可无：残障人权益活动人士汉娜·吉斯拜厄自制的首张“正 常重度残疾人证”在联邦议会引发了关于如何对待残障人士的讨论  | © picture alliance / Holger Hollemann/dpa | Holger Hollemann 但我有时还是坚持用“残障人”而不是“残疾人”这一称谓，自我介绍时我会说自己是“记者，残障人”，而不是用“残疾人记 者”这个称谓。人们如何看待我对我来说很重要，限定语是放在前面还是后面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残疾”一词放在前面，那么你在此之外的其他所有身份都只能退居其次：你首先是个残疾人，其次才是一个人或一名记者。这其中总是暗 含有某种贬义。对我来说，我确实是有着身体方面的残疾，但它只是代表了我这个人的一个方面。

如今“残疾”作为一个医学概念已经被很多人拒绝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强调社会含义的“残障”一词，随之也提出了一个 口号：我不是残疾人，而是残障人。根据这种观点，残疾只是一种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中才产生的障碍：除非遇到台阶，否则坐轮椅就不是一个问题。

对此我有什么话要说吗？当然！我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会遭遇障碍，比如说柏林和波茨坦有许多街道的照明状况糟得不可理喻，要么没有路灯，要么是灯光射向天空而不是对着马路。我这个人方向感本来就不好，昏暗的光线更是让我雪上加霜。同样糟糕的还有车厢内不设停靠站提示的公交车或者地铁，车辆敞着窗子行驶时噪音特别大，我根本没法听清楚报站。

要么没有路灯，要么灯光昏暗：柏林的道路照明让视障人士的出行雪上加霜. | © picture alliance / Zoonar / Maurice Tricatelle 不光在马路上或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我会遇到障碍。即便那些按理说是为残障人士提供生活便利的服务用起来也没那么简便。理论上，凭重度残疾人证我可以免费享受剧场、音乐会或博物馆的陪同服务，但这些文化机构的票务系统却根本不提供免费陪同这个选项，结果就是我必须不厌其烦地给售票处打电话或者来来回回地发邮件沟通；等到终于进到博物馆里，却发现文字说明要么字太小看不清，要么和展品一起摆放在我视线难以企及的玻璃柜里。所幸现在通常都有品质还算不错的音频导览，所以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单纯依赖文字说明了；在德国铁路公司的订票系统里也同样无法享受到免费预定这项服务。概括说来就是，我在社会上虽然没有遭遇公开的歧视，但公共设施方面的各种欠缺还是使我不能过上更自信和满意的生活。
 

实现包容需要采取很多措施

这一切对一个包容性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我们怎样才能取得进步？我认为要实现包容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的，比如加装更多路灯，更多方便轮椅通行的斜坡和电梯，采取措施减少地 铁运行产生的噪音等等；另外一个问题则更多地来自技术层面，那就是必须让每一位残障人士都能便捷地享受到各种 便利服务。如果技术上行不通的话甚至可以考虑通过立法予以解决。如果轨道交通管理部门没有把免费预订纳入他们 的软件系统，那就要强制他们这样做，同样需要强制的还包括那些为文化艺术机构开发订票系统的企业。 其他领域的状况显然更糟，也更困难。必须让“包容”最终成为理所当然的教育内容，然而迄今为止只有个别的教育项目是以此为主题的。在构建包容性社会方面媒体也可以发挥作用，尤其是公有广播电视机构必须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确保提供无障碍化的信息和娱乐内容，比如为节目配备相应的字幕来满足聋人的需要，或对节目中的图面加以描述，以便手语翻译可以将图像信息传递给盲人，或是使用更为简单的语言等等。

图：在学校教育方面，只有个别项目是以包容为主题的：作为一家包容性学校，波茨坦的罗莎-卢森堡小学为残障儿童和 正常儿童共同学习创造了条件 | © picture alliance / Maurizio Gambarini / dpa 此外广播电视机构还有义务在节目中涉及残障相关议题，并且是以一种为残障人士赋权的方式：不仅仅是探讨关于残障人的话题，还要和他们一起进行探讨。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广播电台之一——柏林广播一台（RadioEins）2021年9月推出的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所在的柏林-勃兰登堡广播电台（rbb）制作了一档名为《广播一台的多元包容》（radioeins inklusiv）的节目，专门邀请来自残障人手工作坊的雇员作为嘉宾，连续一周每天一小时参与讨论残障人群的正常就业问题，节目播出后收到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虽龟速前行，但确有进展

概括来说就是，首先我承认自己确实是一名残疾人，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事实；其次，我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令人气恼的障碍，我希望能消除这些障碍。我身体残障，但这种障碍同时也是由环境造成的；最后一点，要让残障人更好地融入社会还需要做很多努力，尤其是在教育和工作领域。我们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联合国《残障人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包容？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但人们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度和接受度正在提高。在包容方面，我们虽然是龟速前行，但也确有进展。